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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网讯：【作者】张蕴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实力对比变化、发展范式转变和智能技术革命是影响大变局的主要因素。实力对比变化主要体现在西方群体与南方群体实力对比和大国实力对比。以传统工业化为范式的世界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了“发展范式”危机，需要创新发展范式。中国既体现非西方大国经济崛起，也体现非西方大国政治崛起。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与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会另起炉灶，而是利用自己影响力与实践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创新与转变，确保和平转变至关重要。
百年大变局是具有大历史跨度的转变。大变局的本质是“变”，为此，要研究变什么，怎么变和中国如何做。中国既是被变者，也是推变者，因此，需要研究应变与推变之策。
一、 大变局变什么
百年大变局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判断。百年大变局最主要的转变是：实力对比变化、发展范式转变和智能技术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百年大变局，是因为这些转变会使世界发生重大的变革。
(一)实力对比变化
世界实力对比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群体(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南方)实力的对比格局;二是大国实力对比格局的转变。
自16世纪工业化革命以后，世界实力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使得西方成为世界实力的重心。西方以实力为基础，向全球扩张，通过殖民制度、霸权瓜分和主导世界。
由十月革命发起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西方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推动了世界实力格局的重大转变，不过，苏联解体使得该转变进程发生逆转。
推动全球实力对比大格局转变的是发展中国家(现称之为南方国家)群体崛起。二战后，南方国家打破殖民制度实现国家独立，走向了自主发展之路。随着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群体实力的全球南方。按GDP计算，目前全球南方已经接近占世界的一半，按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计算，近20年占80%。预计到本世纪中，按GDP计算，全球南方可占世界的65%以上，从而改变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
从大国实力对比看，近代大国实力对比变化主要发生在英国与美国之间。工业革命后，偏居一隅的英国逐步成为世界大国，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靠在世界扩建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首强，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成为超级大国。
欧洲的德国崛起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争夺霸主，二次被战败，且二战后分为两个国家，使其元气大伤。两德统一后，尽管又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如今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在地位和影响力都主要是一个地区大国。亚洲的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快速崛起，曾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参与大国争夺，挑战西方，侵略东亚国家，欲建立由其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二战被打败。尽管日本战后经济恢复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被控制在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下，如今，经济总量已经滑落到第四位，其排位还会进一步下降。
苏联既作为制度挑战，又作为实力赶超的大国快速崛起，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一极。但是苏联解体，作为继承的俄罗斯地位大幅度下降，除了军事，其他指标都大幅度下滑，其综合实力还在进一步下降。乌克兰危机使其陷入战争泥潭，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曾是世界最强的国家，近代衰落。进入本世纪后，综合实力上升最快的是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上升到第二位。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前，会超过美国，成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印度是发展潜力很大的大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经济增长快速，与此同时，综合能力构建的力度也在大幅度提升，到本世纪中期前，综合实力上升可到世界第3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国综合力量对比中，西方大国作为群体衰落，在未来综合实力排名前三位的世界大国中，属于西方群体的国家只有美国。尽管印度被称之为“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但印度并不属于西方群体，印度大国自主重建的进程在加快，在这种重建中，会寻求具有印度特色的模式。
(二)发展范式转变
西方创造了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如今，这个追赶型工业化模式陷入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以传统工业化为范式的世界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了“发展范式”危机。
传统工业化范式为西方主导世界提供了基础，发展范式危机使得西方主导世界发展的能力和基础发生动摇。以往，西方靠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实现“后工业化”，一则，这种方式导致国内发展失衡，出现大量的“铁锈地带”，二则，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共同危机下，后起国家不能和不愿意接受落后产能。由此，西方发达国家以传统产业转移为路径向后起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能力和优势受到制约。
新发展范式要体现绿色和新动能，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转向新的发展范式提供机会，而不必再接替和重复传统工业化范式的过程，同时，也为其参与创建新发展范式提供机会，而不必被动地沿袭传统发展范式获得发展。
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场的大变革。从历史的经验看，谁走在了前头，不仅可以获得发展上的主动，还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二、大变局如何变
大变局会重塑世界格局、秩序和发展范式，但会经历一个长的过渡期，重要的是过渡期会发生什么，格局、秩序和范式如何重塑。
(一)实力对比与转变
全球南方多样性群体崛起，定会导致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但全球南方群体内差别很大，是拥有共属性的群体，而不是利益一致的集团。二战后，南方国家开始抱团争取利益，先后成立了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等。南方群体通过协调立场、开展合作争取话语权和利益，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机制，推动国际体系的调整与改革。
也应该看到，南方群体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并不要求彻底推翻现行体系而“另立炉灶”，但要求国际体系与规则能更好的体现其利益诉求，能为其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现实中，南方群体与西方群体有着多样性的联系，不是对抗性的群体。在变局中，南方群体与西方群体在诸多方面是有着进行协调、合作的需求和可行性的，但是，基于利益诉求和取向的差别，在体系和规则调整与变革方面会产生分歧和矛盾，西方作为原有体系与规则的主导者，肯定会力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全球南方会尽力推动一个多元协同的国际体系，以在其中能够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实际利益。
从以往的历史看，大国实力对比转换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讲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上个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国、日本挑战既有秩序，结果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主要是美苏争霸，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
历史上，主导地位或者霸权的确立总是要经过战争，无论是把挑战者打下去，还是挑战者胜出，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美国要通过一系列战略与政策保住美国的主导地位，联合西方群体，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地位和秩序。这无疑会挑起一系列的矛盾，甚至发生对抗。面对这样的形势，未来的世界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吗?能否以“非战争方式”实现转变，使人类走向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呢?
如今，中国快速崛起，美国霸权衰落，有关大国争夺的话题都聚焦在中美两国。美国也发起了对华战略竞争，这种竞争会持续下去。然而，也要看到，新时代的转变与以往有不同。世界的主要格局转变，并非是中国挑战或替代美国地位或者另起炉灶，而是群体大力量格局对比变化，主要的矛盾不是新兴大国挑战或者重构现行秩序，而是现行秩序不适应变化的形势和面临的问题。任何转变都孕育着向新关系与秩序转化的机遇。从大趋势看，由一个大国主导世界的时代难以再现。实力对比变化与转变的新含义是，由一个大国替代另一个大国成为新霸权已成为过去，而会转向一种有多重机制支撑的新秩序结构。新秩序构建的参与者和参与方式与以往不同，国家实力组合会呈现多层次结构，秩序构建会有更多国家，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参与其中。
美国现今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主要是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的衰落，面临来自全球南方群体崛起的压力和竞争。然而，不管美国做什么样的努力，要重塑霸权或者主导地位是不可能的。新时代的秩序转变不等同于大国间的权势替代，而是总体结构的改变。在过渡期，维护体系的基本稳定，实现渐进转变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群体利益，也符合要求调整与改革的南方群体的利益，这可能为西方群体和南方群体、主要大国之间开展对话与合作提供空间，也为南方群体和新兴大国实现和平崛起与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机会。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是联合国体系，改革联合国体系，使其适应新的变化、推动秩序和平转变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最重要的战略选项。联合国体系是开展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创建，如今世界问题变得复杂，一则，全球多边体系变革艰难，有效的新机制的建立需要时日;二则，全球多边机制难以有效治理所有的问题，因此，应该发挥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现实中，各种以区域为载体的合作组织、机制快速发展，涉及很多领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平等参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创建区域共同利益。世界区域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其在推动全球格局与秩序和平转变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二)发展范式危机与转变
工业革命后，世界的发展沿着工业化不断深化与扩大的方向行进，深化是工业化技术不断改进，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扩大主要是更多的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工业化逐步成为普世性范式。
工业化大大推进了世界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是工业化范式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导致世界发展的不可持续和范式危机。重要的是，发展范式危机所导致的是地球生态危机，关系到地球整体生存问题，因此，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含义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而且是全球生态可持续的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从总的看，对发展范式转变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新科技发展。
气候变化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是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 2015年底通过《巴黎协定》，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共同行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是治理传统工业化所造成的危害，创新发展范式。因此，加快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步伐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和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但这种以向其他国家转移传统产业和连带危害为代价的方式，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发展范式，反而使其扩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和行动将使得这种方式不再可行，西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创建的传统范式，在创新发展范式上做出真正的努力。南方国家大多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发展中阶段，需要加快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步伐，当然，这并不是要南方国家立即抛弃现有的产业，而是要寻求新的发展驱动力，把更多的努力放在新领域的发展上。
应该看到，在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中，西方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可能会走在创新发展和向新发展范式转变的前面，而许多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南方国家可能会面临发展范式转变和被边缘化的双重压力。
(三)新科技革命发展
世界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中。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世界。智能化与以往的科技革命技术不同，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广泛利用会开启发展的新境界，推动各方面的重大转变，形成新的发展范式。
新的科技革命总是会推动新生产方的发展。这场新科技革命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重大转变。从好的方面看，会有助于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从而可以使得传统发展范式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得到解决。比如，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开发与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得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有效率等。
不过，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化会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会被“非道德化”利用，如对改变人类基因的滥用，智能化武器应用在战争等等。同时，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需要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会导致超强的垄断性和财富向少数群体集聚的趋势，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产生新的分裂和不平衡。
智能化是一场集大成的综合变革，它以新的技术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新的方法构建社会关系、治理方式，以新的结构重组力量格局和相互间关系等。鉴于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尚在发展的创始期，对于其综合作用和影响还需要继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总的来看，百年世界大变局将是深刻的，涉及到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这些领域都会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内涵发生转变。大变局处在变化的初始期，所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未知性”。
三、中国之变与作为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强国。近代，中国衰落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遭受列强的欺凌与侵犯。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总量重回世界大国前列，此后，复兴的进程加快，到这个百年的中期前，中国将可在综合实力上居世界首位。这个大变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意义非常。
(一)不一样的大国
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具有广域的内容和综合的含义。中国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其转变的深刻含义不仅是经济，也包括政治。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不仅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经济崛起，也体现在非西方大国政治崛起。西方国家坚持西方特色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人断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将主导世界，由此得出了“历史终结”论断。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并不正确。世界向发展与治理的多样性，力量格局的多极性、多组合转变。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影响会突出地体现在自身发展对世界的作用上。比如，在经济上，中国总量和单量(领域)都对世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是拉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和诸多领域发展的主动力。在政治上，中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多样性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变革，但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与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会另起炉灶，而是利用自己影响力与实践，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转变、创新与变革。
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利，协商合作，结伴不结盟，着眼于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着眼于创建新型国际秩序、新文明，改变西方崛起后创建的以扩张、争夺、霸权为导向的秩序和规则，使人类走向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
(二)办好自己和世界的事情
处在大变局转变期，面对诸多变化与挑战，中国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维持经济可持续和创新发展，保持稳定的中速增长，使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水平持续提升，是办好自己事情的重中之重。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范式转变中的创新发展，需要有新举措、大政策。中国人口多，尽管经济总量上去了，但是人均水平还不高。在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中，在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推动新科技革命发展进程中，需要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共享的均衡，避免财富过度向少数群体、个人集中。面对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需要在探索新社会共享方式上进行创新，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新内涵。
办好世界的事情是中国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作为新兴大国使世界向好方向发展的努力。近代以来，大国崛起，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分别靠殖民扩张和主导国际规制来增加财富与维护霸权。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所持的理念不同。中国要靠自身发展强大，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来发挥作用。不过，从中国本身来说，即便成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由于人口多，可用于外部的资源也有限，承担责任和实践行动必须量力而行。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军力等方面赶超西方，主要是赶超美国的路还长。因此，中国在推动世界格局和秩序的转变并发挥引领作用，需主要依靠提出倡议，聚合共识，合作共建来进行，特别是要利用全球南方群体发展的力量和推动改革现行国际体系的诉求和动能来进行。南方群体可持续崛起面对诸多挑战，特别是向发展范式的转变，压力和难度很大。中国要通过多渠道、多平台、多方式发挥作用，让南方国家稳定发展与转型，不让后起国家掉队和被边缘化。
(三)确保和平转变
无论从中国自身利益，还是从全球的利益，如何实现实力对比变化与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变都是极为重要的，需要把确保世界和平放在突出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大战争都是大国之战。现今和未来，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避战成为大国间一个“准共识”，也是处理和发展大国关系的底线。只要大国间，特别是中美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的大局就有保证。因此，坚持中美对话，维护关系基本稳定，避免发生全面对抗，是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方向。传统上，阵营对抗是推高战争风险的重要因素，现今，基于多方面的因素，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大都采取了“选项不选边”的灵活做法，这为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和平转变提供了可运作的空间。
基于复杂的原因，冲突和战争主要集中在区域范围，区域性冲突和战争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即便战争不在更大范围扩散，由战争所连带的综合影响也会向广的范围扩散，因此，需要在防止战争扩大的同时，在停战、止战上做更多的努力。目前，欧洲、非洲、亚洲都发生不同形式的战争，中国要在推动和平构建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人类处在一个向新文明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新文明的创建是靠多数国家的共识与协同共进来推动的，地球危机是催生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创建的驱动器。作为一个具有文明传统和传承的复兴大国，中国应该也可以在人类新文明创建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来源：微信公众号“山大国际观察”，内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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